自然灾害“避、防、减”三论
地震、地陷、山崩、泥石流、洪水、干旱等自然现象，因对人类造成生命财产的很大损失，而被我们称之为自然灾害。其中有些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水、荒漠化、物种灭绝、病虫害等与人类造成的生态失衡有很大关系。我们今天正面临着这类自然灾害频率加快、程度加重和经济、社会、生态损失加大的沉重压力，科学认识和应对自然灾害，已成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避”灾为上
人类对无力抗拒、难以准确预测、必然会发生和破坏性极大的自然灾害要“避”。过去不清楚地壳的板块结构、断裂带、强震频发区，现在清楚了，就应避免再在这些地方建城市，已建的应尽可能转移到地质安全的地方。泥石结构松散和多雨的山体下不宜再建村落，已建的也应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一个地方的强烈地震、泥石流虽不是年年有，但即使是百年不遇，也应避为上策，因为这种灾害难以预测和抗拒。水资源趋于枯竭的地方、海平面上升即将淹没的地方都应避免大规模人口聚集和城市扩张，因为水资源枯竭除与气候有关外，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过度消耗和环境破坏的结果，只要人口不超出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就可以满足持续发展的需求，超载的加剧只会加速水资源枯竭和荒漠化的到来，从而会断送可持续发展的一线生机。海平面上升淹没或威胁沿海低地城市虽然不是眼下就会发生的事，但全球气温上升很可能在百年间就使格陵兰冰原融化，仅此就将使海平面上升 7米，升温还会使海洋因热膨胀而升高，并带来更大的风暴和海浪，在可持续发展的时间尺度中，百年只是短暂的一瞬。我国长江、黄河、珠江的入海冲积平原上的低地城市不能不对此未雨绸缪，百年大计、世代安全要以科学的预测为基础，并留有充分的余地，才能取得历史的主动性，才能避免美国新奥尔良市灾难在将来大规模的重演。
“避”看似消极无为，实为积极有为。人类已有能力占据地表的一切空间和所有动植物的生态位，并正力图凭借日趋强大、复杂的人工系统去逃避自然选择和适应性进化规律，充当自然选择的替代者去决定万物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命运。从现象看，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做到了这一点，但从实质看，人类既无法改变其生物学本质，也无法改变与万物协同共生的生态学机制，因而也就无法逃脱最终被自然选择的命运。人类活动的全球扩张和人工系统与自然的分隔，已付出了严重削弱自然生态系统功能和自身适应性进化能力的双重代价，并因此而遭受自然灾害不断加剧的惩罚。人类只有同所有生物一样有所“避”，有所不为，给万物留有必需的生存空间，与万物协同共生，恢复自然生态系统自创生、自调节、自平衡的功能，才能有有所作为的基础，才能获得最终的安全。
“防”先防己
自然生态系统具有自我维持生存和进化的功能，但人类具有打破甚至毁灭自然生态系统自我维持的能力，这种平衡一旦被破坏，自然的安全体系就会变得危机四伏。人口太多、恶性竞争、贪欲无度、资源短缺，使人类入侵到许多不安全的地方，做着许多破坏生态安全的事，从而打开了自然灾害的“潘多拉盒子”，陷入“避”之不及，或避无可避的境地，那就不得不“防”。
但是，“防”不是人类为了征服自然而与自然进行“攻防”博弈的一环，这种博弈只会导致人与自然的两败俱伤。印度河古文明的发达和与自然博弈不屈不挠的意志都令人惊叹，其城市建设水平甚至使今天印度的许多城市都自愧不如，他们在抗击因砍伐印度河上游森林而导致严重水土流失的博弈中，历时千年，城市屡埋屡建，但最终无力回天而葬身于沙海之中。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古文明同样也因使两河流域的沃土变成沙漠而失落，玛雅文明也因砍伐森林、水土流失、干旱化而衰亡。历史上的所有古文明衰落几乎都与生态破坏、干旱化、荒漠化有关，他们缺的不是与自然博弈的顽强意志，而是科学精神。
“防”首先要防的是人类自己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如果人类到处都为了一己私利而去掠夺自然，那就必然要造成灾害频发，陷入正反馈恶性循环的绝对被动之中。自然灾害如洪水、干旱、泥石流、地陷、病虫害、荒漠化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滥伐森林、改变河道、破坏生态平衡、过度抽取地下水、破坏性采矿等的自然报应。不走出正反馈恶性循环的绝对被动，人类所创造的财富将不足以抵偿它所造成的破坏，如果自然生态陷入不可逆转的衰退之中，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重复古文明没落的故事。
自然的山地森林和山下蜿蜒的河道是天然合理、相互补益的调节水资源分配的统一体。山地森林降水比平原多，森林既能保护土壤不被流失，又能将降水储存于土壤和地下，从而能在雨季时削减平原河道洪水，旱季时又源源渗出地下水补充河道径流。弯曲的河道起着阻沙滞水、冲潭堆滩的作用，上游山地的降水即使是暴雨，经茂密森林拦蓄和弯曲河道阻滞，使降水减少径流、延缓流速从而使下游的洪水灾害降至最低，在枯水季节仍能保持深潭水满、浅滩水流的健康生态。同时，河道愈弯曲，河流对陆地面积的覆盖就愈大，对土地和生物的润泽也愈大，而且河流的生态位也愈多，鱼类资源也愈丰富。
但是，人类没有深刻理解大自然的这一生态杰作，而是完全
为自己的眼前利益或方便去改变它，他们因为木材有经济价值而砍伐山地森林，河流有运输价值或为了加快流速而将其裁弯取直，这样一来，山不藏水，河不存水，在雨季时，上游山地的降水就会变成径流洪水，夹带着泥沙倾泻而下，不仅使下游农田瞬间变成泽国，而且滚滚泥沙还会淤高河床，从而抬升水位、淹没村庄和城镇；雨季一结束，失去森林的山地土枯泉竭，直线平底河道无潭无滩，河水一泻无余，干涸见底、鱼虾无存，致使防洪喘息未定，抗旱接蹱又至。我国南方很多地方看起来森林覆盖率不低，但多为结构单一的人工林和残次林，水土涵养功能退化，同样也跳不出洪旱灾害频发的恶性循环。
只要防住了人类自已干违背自然规律的蠢事，因生态失衡而引起的自然灾害就会因生态平衡恢复而消失或减少减轻，防灾的成本和代价就可以大大降低，只有生态有盈余，同时经济收益在扣除了经济、社会、生态的全部成本后有盈余，可持续发展才有可靠的基础。
“减”亦有方
在特定时空中，人的认识和行为能力皆有限，对自然灾害的“避”、“防”亦有限，有些防不胜防，那就难免要受灾。一旦灾害造成，如何“减”灾就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减灾首先是减少生命的损失，其次是减少经济损失。减少经济损失的文章应充分做活，而不可千篇一律。
以水灾为例。河湖沿岸的城市和农村为防洪而圈起堤坝，遇大洪水发生溃口被淹，如是城市，首要的自是救人、堵口、排涝，以尽快恢复城市居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如是农村，首要的是救人和转移人口，但堵口是否同步进行则应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由于洪水在上涨时溃口，堤内堤外水位有很大的落差压力，堵口不易，如堵口需要几天以上时间才能完成，则灾害已经造成，人口转移、庄稼绝收、洪水浸泡的财产损失都不可避免。在此种情况下，应力求“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既要从水中求财以弥补灾害的损失，又要减少排涝的成本。洪水一般来得猛走得也快，鱼类会随涨水而至，退水而逝，涨水时可以暂不堵口，让鱼随水进入，围堤内被淹的庄稼、昆虫、粪便等为鱼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能吸引鱼类进入、逗留并迅速催肥，当水有退的迹像时，即在溃口处布网栏截，既可防止鱼类外逃，同时又可让水自行流出，省去人工排涝成本，同时，水退后堵口固堤的工程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其费用要远比夜黑、风高、雨大、水急、人挤、料缺紧张状态下的堵口“大会战”低，质量也更好。
这样做无非是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千百年来，江南河湖边的小围子都是用这种方法应对洪灾的，受灾后虽蒙受损失，但通过鱼和秋季作物的增收可把损失降至最低。埃及尼罗河边的土地主要是靠一年一度的洪水来施肥的，尼罗河人怕旱不怕水，一旦没有洪水，粮食就会减产，干旱在埃及历史上的后果极为严重，常引起社会动荡甚至王朝衰落。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干旱的威胁远大于洪水，干旱的频率更高、涉面更广、历时更长，所造成的损失和消耗的资源更大。人类早先所修建的水利工程，主要是用于防旱的蓄水、引水工程。后来人口增多，洪患区也成了聚居地，同时水土流失淤高河床又使安全区也变成了洪患区，防洪工程才出现，但就总体而言，干旱的危害仍远大于洪水。由于森林被破坏，山不储水，河不留水，人工蓄水、引水工程就变得非常重要，雨季正是蓄水的时机，但失去山林湾河的自然截水机制后，降水即成径流，暴雨即成洪水，洪患区就危如累卵，成了社会注目的焦点，而许多蓄水、引水工程却长期被人们所遗忘，被风雨岁月侵蚀成“病险”工程，一旦连续降水，这些蓄水工程就得弃蓄求安，雨季一过，欲蓄无水，蓄水不足再加上引水工程陈旧简陋，一路渗漏蒸发，致使缺水雪上加霜。
目前全球陆地年均降水约为11.9万立方公里（不含降雪），其中液态径流水约占37％，植物蒸腾和热能蒸发的气态水约占63％，而径流水的75％（降水的27％）为洪水，如能将这一量大成灾的不可利用的洪水最大化地转化为可利用的水，我们就能从根本上化害为利，将洪旱灾害减至最低。这需要做好三件事：一是大规模地恢复森林植被，使雨季降水能最大化地转化为土壤水和地下水，最大化地转化为植物生长的蒸腾水，这种转化既能使生物资源和粮食生产达到最大化，同时又能在旱季最大化地增加蒸腾降水和地下水对径流的补充；二是最大化地恢复自然弯曲河道潭储滩阻的留水功能，最大化地增加淡水生物资源的多样性和鱼类的生产量；三是最大化地提高水利工程的蓄水能力和引水效率。有了这个基础，就能做到洪少成灾，旱不缺水。现在一谈缺水想到的只是节水，节水固然重要，但缩源减水基础上的节水路子会越走越窄，只有最大化地开源增水，同时又提高水的利用效率，才能满足人和万物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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